講到文憑主義在升學的觀念下蔓延，其實這是由來已久，看看民國初年的文章，無論是蔡元培，還是胡適之，甚至遷台以後的傅斯年，或者蔣夢麟都有類似的反對意見。
不過，仔細細看這些教育家的文章，他們的意見都是在反對文憑的「形式主義」，而不是在乎學生的多寡，甚至也不是主張限制學生的數量來提升學生的素質。
其實上一篇的文章，我就已經表達過這樣的想法了，大多數的人上大學，或者說有書可以唸，這樣的情況，怎麼會引起憂慮呢？限制學生的數量，反而不是造成社會的另一項不公平嗎？怎麼會是振振有詞的主張，這樣的限制是為了提升教育水準呢？令人感到更不可思議的是，還有人具體主張恢復聯考，來恢復入學的公平性！
姑且不論聯考的其他弊端，我們檢視一下目前的教改，其實還是聯考，大家沒發現嗎？重點是，這樣的考試制度，還是更不公平的聯考制度。
而不公平的主要來源就是「限制」，也就是「數量管制」，尤其最糟的就是，這是一種「統一規格教育」的限制。而制定者正是自認無所不能的政府(或許是我們付予他們的權力，讓他們自我膨脹！)
儒家思想士大夫影響下的華人社會，根據美國人的研究，的確投入較多的教育資源來教育他們的子女，以期能進一步改善他們的生活。
改善生活，追求個人幸福，本來不就是國家應該保障的人權嗎？怎麼反而會是以國家發展、提高人力素質為由，來加以限制呢？所以我從來不會為了大家追求更好的教育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感到擔憂或者焦慮。
聯考真的是公平嗎？這點讓我一直十分懷疑，雖然台灣沒有任何的研究或數據顯示，是否家境比較好的學生，比較能進入較好的學府。但是我在補教業多年的經驗，往往我接觸到的公立大學的學生，在比例上，家境較富裕或者父母學歷程度教高的情況，的確是比較高。
我們常常用苦學出身的例子來證明聯考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從來不會用比例來證明這項政策是否具有改善社會階級流動的功效。我在下鄉救災的期間，更能體會如果父母的境遇不佳或學歷較低，學童必須在很小的時候就協助家計，他們可能沒辦法到大學聯考的關卡，就已經被學校的制度所淘汰掉。每天為生計而努力的工作，如同我的母親，雖然因為成績優異被保送初中，但是依然只能到加工出口區的工廠當女工。
教育的提升，我不知道有什麼具體的成效，如同家長希望小孩升學一樣(升學主義的蔓延)，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是，教育的提升的確會改變很多觀念。從環保到對人對事的態度，都會改變。讀書使人使用暴力解決問題的機率降低(雖然不是完全消失，但是當高學歷使用暴力，往往會遭到更嚴厲的斥責：「書是讀去背上喔！(台語)」)
所以我關切的不會是升學主義有多大的蔓延，我關切的會是公共資源的分配不當與文憑的形式主義。
文憑的形式主義，我們討論的夠多了，主要在於政府的管制和學校教育的內容與社會生活脫節的部分。使得教育作為解決社會、生活問題，進一步提升生活品質，與追求個人幸福的目標，有很大的差距。文憑變成判斷一個人涵養的工具，卻又常常名不符實的差距。(學化學的人，就算他得諾貝爾獎，我們怎麼能期望他什麼事情都懂呢？從教改道經濟發展？更誇張的是認為高學歷一定就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另一件我們比較少討論到的是公共資源分配的狀態，這更是和政府的管制與政策息息相關。
觀念上，我們認為要低學費，但是也要管制學生的總量。所以大量的補貼，加上限制入學資格成為實踐這兩個前提的政策原則。
我們仔細分析這樣的想法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呢？
過去十個高中畢業生，只有三個學生進入大學，等於是七個沒有入學大學生入學的家庭去補貼三個大學生的學費，三個大學生裡面又有一個是公立的大學生，他又獲得另外兩個私立大學生將近三倍的補助(在學校資源就將近兩倍，加上學費差距一倍)。
所以這個公立大學生所獲得的補助是將近五個沒入學的高中生家庭的補助。
而這一切的補貼，因為是直接挹注在學校裡面，所以我們並沒有直接的感受，但是檢視教育部的預算經費，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這樣是符合公平正義嗎？
接下來，我們在檢視關於落榜這些學生的補習教育。
我們堅持在低學費和限制入學的政策上，很多人花了比學費更高的補習費，去投入重考的行列，如果減少補貼，開放入學，讓學費增加，反而這些補習費會接近打平這些教育投資。
尤其是這些補習教育投資，並不是開創性的教育投資，不是學新的技能或創新的想法，而是去複習我們高中以前學校教育已經教過的東西。
這樣的投資，說是增加國家競爭力嗎？
我想應該不是的。最多是增加個人(家庭)面子的競爭力。
我們再檢視公立學校的存在目的。
如果，我們認為公立學校的存在是為了提供更便宜、更像社會福利的工具，增加社會流動，讓窮人有翻身的機率。那麼這麼多的重考生佔據公立學校的名額，恐怕已經說明了，我們的學校補貼政策和限制入學模式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們在入學之前，所花費的無效教育投資，已經遠超過我們對公立學校的補貼金額，更何況窮人進入公立的比例恐怕是低的可憐。
如果說我們期望公立學校是帶動國家研究的發展，那麼收取學生應該就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一個高中畢業生，缺乏經驗的年輕人，我們能期望他們對於國家重大研究提供什麼重大貢獻呢？或許我們會出現天才，但是重覆考高中以前課程的訓練，我們能期望多少天才會出現呢？但是這些經費是每年都在挹注，而且年年拉開社會的不公平差距。
當然我們想要撼動整個制度，我們需要面對一堆抵抗，光是思考，我們就得面對這些既得利益者，學校、老師、學生、家長，還有接受補貼的外包廠商...。
不過，如果我們要生存，無論國家或個人，在面對世界經濟整合的壓力下，我們要和世界競爭，我們得開始思考，不是嗎？
文憑主義或升學主義不會是我最擔心的事情，原因是會有企業界用文憑來打量一個雇員是否可以雇用，因為這是政府承認的主要教育資格。
但是，隨著證照檢定的發展，另一種門檻也逐漸形成，更多的企業希望能獲得的職員是有具體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是某項技能資格的證照檢定。
也有更多的企業知道他們除了這些文憑、證照之外，他們還需要更有創造力的思考，甚至學校或正規教育機構沒有提供的能力 ── 例如：人群關係的處理、組織的設計與管理...。
我不擔心大學林立，因為更多的大學競爭，他們必須在這些企業的需求下，提共更特殊的教育模式或課程。
我擔心的是政府積極想要管制，甚至利用補貼政策來吸納或管制這些社會需求的發展。
讓本來會往多元化發展的教育界，又回到標準化、制式化的形式主義。甚至往守舊的方向思考，進一步降低我們對於世界競爭力的努力。
公立大學吸收到整個教育補貼預算的70%的預算，甚至吸收掉研究經費的60%以上的經費，但是卻培養出30%不到的學生，而且這些學生可能有60%是重考上來的。這樣的發展才是國家競爭力逐漸衰退的原因之一。
更糟的是，大多數的私立學校都在複製這些公立學校的教學模式，只要有學校要朝向解決新世界所產生的問題，而改變教育模式，「學店」、「高學費」..這樣的聲浪就會扼殺了任何改變。
我們擔憂大學生過多造成文憑不值錢，甚至整個教育品質惡化，但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從來都不去看看教育所提供的內容是否已經是google所能提供的東西？
我們一直擔心大學生過於浮濫，但是是否都沒有注意到公立學校搶奪了所有的教育資源的狀態，是否才是讓我們人力素質反淘汰的真正原因？而且真正拉開社會差距的問題所在？
我們擔心我們的經濟一直下滑，問題的關鍵是否在於過去的人力訓練，讓這些失業的人們，已經無法和中國大陸、越南、印度...同樣素質的人工在價錢上競爭？我們或許要花更多的經費提升素質，而且是不一樣的素質，不只是訓練工人。
如果我的思考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得擔憂的不是大學過多，而是教育資源過於集中的問題，也就是管制的問題。
私人投資興學或者設立獎助學金，是否沒有獲得鼓勵？
補貼學校，是否沒有補貼學生來得公平？
研究經費和教育經費是否應該分開？
這些思考恐怕帶來的是台灣整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大地震，您準備好了嗎？
我最近從事的工作是關於數位課程的開發工作，在開發的過程中，我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學習很難在某個階段，例如高中畢業或大學畢業就告一個段落，然後之後就進入回收期(掙錢)。就像電腦八個月就產生一個新世代零件的循環一樣，我們很難停止不動，就能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尤其資訊爆炸的時代，過去一些年輕朋友問我的一些問題，或許我看看報紙，就能輕易回答。現在，我有時候還搞不清楚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不是他們的問話技巧變差了，而是他們接觸到資訊源頭和我並不相同。在這個時代裡，我不再很肯定的確定一切常識，我都已經具備了，尤其是我已經唸完了碩士課程之後。
那麼，我們怎麼可能跟年輕人說，你只要唸到大學畢業就好，或者你在高中畢業之後只要去學習一個一技之長呢？或許他新修的一技之長，在他學完之後，就被世代所淘汰。
我想我們要厭惡的不會是大家搶修大學或研究所文憑，我們應該排斥的是在某個階段之前必須修完某些課程，然後之後就不需要在學習的觀念，因為這和現實的世界並不相同。
我從不否認大學教育與研究所的課程對於我個人視野拓展的幫助，但是是否適合每一個人，或者應該說人們該在什麼時期接受這些教育，這些選擇権應該是由他們自己決定，而非用全國統一考試來判定這些人可以修習，而另一批人不具資格；當然，學校也會選擇自己的學生(消費者)的屬性，一定還是會有一些測驗與標準，不過卻不是由國家來決定這些分野，更無法用計畫經濟的模式來規劃人才的發展。因為除非政府的官員能預測到未來五十年世界的變化，否則這些規劃(半強迫式)，萬一錯誤，就會耽誤現在年輕人五十年。
我發現第二件事情就是：雖然數位教學會大幅降低教學成本，能讓學習更加普及，甚至能解決傳統教學許多問題，尤其在國外，無論歐美、日本，甚至韓國，都有大量的學生從遠距教學當中獲益。但是台灣卻發展十分緩慢。我發現台灣最大的問題竟然是發生在教育界與補教業，是這些老師與業者在抗拒這種發展，原因就在於台灣這些產業過於發達，幾乎1-200公尺就有一間學校或補習班，遠距教學在距離上根本佔不到便宜，真正偏遠地區卻缺乏消費能力，所以在擔心數位教學會搶奪自己的教學市場(地盤)的時候，這些團體就用各種模式加以抗拒。
當然，相關法規的落伍或缺乏規範，也讓這個市場必須面對許多風險，例如著作權的利潤制度或者被盜版的強大風險。
在面對新世界的發展，看看我們的教育界所採取的態度。台灣是一個資源稀少，只能仰賴人力資源對外競爭，在世界求生存，但是抗拒世界潮流的方式，又沒有替我們找到新的模式來和世界競爭。我們所想到的是複製過去成功的模式(已經過時的，就像現在還有人提加工出口區)，或者提出一堆現在過渡時期的弊端 (例如大學生氾濫就是個例子)，然後就企圖阻擋任何改變，希望恢復過去的制度。
問題是，世界大環境已經改變，除非有非常有利的理由讓我們要恢復舊有已經充滿弊端的制度或模式，改變—改變—再改變，直到我們能與世界競爭為止，就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對於升學考試的憂慮，很多人希望能用恢復過去簡單能理解的制度。
但是實際上，除了計分比較複雜，分兩階段考試，一綱多本，甄試要多準備其他的學科與資料之外，其實在我來看，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改變。
對於正在學習的學生來講，目前的制度的確把聯考擴大很多，壓力也更大。
但是面對世界的競爭，我們的教育制度根本還是紋風不動。
我們再次回過頭去追求形式上的公平，簡單化我們的思考，我們是否會在未來的世界當中，更加快速被淘汰呢？
過去低工資的經濟形勢已經消失，甚至發展中期充裕的投資資金也無法應付未來高科技的進一步投資，資本市場在國際間已經成為國際化的趨勢。
多種形式的金融商品，選擇權，遠期外匯操作，避險基金...，都已經改變了原本單純股票市場的投資環境。
加工人力市場已經背中國大陸所取代，很快的會被印度所取代，那麼台灣的定位會在哪裡呢？
我們的教育還能停留在上個世紀的思考嗎？
很多人期望政府能在這些迅速的變化當中引領整個國家前進，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卻又希望能回到過去保守的立場。這聽來不是很矛盾嗎？
未來的世界，我們一定會更辛苦，這不是單就台灣的競爭條件而言，而是對於個人的生產產出而言。甚至一個人就必須擔負整個生產過程當中的設計、生產、管理、銷售，及後續服務。
資訊化讓我們形成了這樣的可能，看看目前拍賣網的趨勢，從拍賣現貨，到設計，包工生產，銷售流程管理，甚至售後服務，哪一件事情不是那個拍賣的賣主自己動手來？過去這樣的狀況可能是一家店、一家工廠、一家品牌的總公司在做的事，現在卻是一個未滿20歲年輕人做的事。
文憑當中所提供的知識，是否能協助提供這樣的經濟活動發展呢？還是我們老是把這些個人成就拿來當做不需要文憑，所獲致的範例？
那麼當這些範例在遇到困境的時候，袖手旁觀，任其自生自滅，就是我們鼓勵後面的學子不需要文憑的最後結果嗎？
這些成就能不能複製或延續，端賴我們正式的教育能否提供更好的學習空間，而不是用這些成就，來突顯我們不需要學習，不是嗎？
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當時是我們那個聯考時代的英雄人物。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後來的發展是如何。更少人知道他後來還是去唸了東吳的夜間部，現在開了一家政治公關顧問公司。
我有幸在一次旅行中，曾經和吳先生同輛火車，聽到他和朋友聊到關於學歷這件事。他並不後悔在建中畢業的時候做了這個決定，但是他卻認為要有充分的思考才能在後來崎嶇的生活歷程當中生存下來，尤其當有需要的時候，他還是必須回到學校裡面，獲取他生存所必須的知識，甚至是文憑。
當年轟動一時的反抗文學代表，總是讓我們用樂觀的浪漫情懷來想像後續的發展，而不是深切的思考我們的制度是否允許更樂觀的發展，也很少有人會嚴肅的追蹤後續的情況。
我們的學校教育可否有更大的空間，讓隨時想回學校進修的人們，有機會能順利如願呢？
這些進修的學位或認證，我們是否比在22歲以前獲得的學位和認證能更加重視或者公平對待呢？
我們總是認為求學之後再工作才是正常的方向，這種心態，是否會隨著目前日益變遷的社會型態，而能有所突破呢？
「為什麼台灣社會這麼熱衷大學以及研究所文憑？」這個問題，其實應該加上條件句，應該是「為什麼台灣社會會認為在22歲以前必須熱衷大學以及研究所文憑，而之後卻不用呢？」
年輕的朋友們，大家應該思考的是這個問題，而不是一直想著我們是否不需要大學和研究所的學習，因為世界變的太快了，變到在大學和研究所的學習，可能都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尤其是台灣的大學和研究所。
風輕水清，天下平.....................藍鯨
台灣應該有另一個選擇
http://tw.club.yahoo.com/clubs/anotherchoice/
「……在某個意義上，萊因哈特•馮•羅嚴克拉姆是民主共和主義的敵對者。這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殘忍而愚劣的支配者，而是因為他具備了完全相反的特質。和民主主義思想相對的便是期望救世主的思想。由於人民沒有能力改革社會、矯正不義、解決矛盾，所以才迫切地期望等待著一個超人的出現。這種『自己什麼都不做，但是，在某個時候就會有傳說中的英雄出現為我們擊退惡龍』的依賴他人的精神，和亞雷•海尼森所主張的『自由•自主•自律•自尊』的精神是絕對不相容的。然而，在高登巴姆王朝末期，這個被他人依存的存在卻以幾近完美的形式成為現實的東西。萊因哈特•馮•羅嚴克拉姆就是現實的救世主傳說。他打倒了腐敗的高登巴姆王朝，掃除了獨佔財富和特權的門閥貴族，實行了許多的社會政策。而他是不是使用非民主的手段來達到這些目的，在這個時候就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了。因為帝國的民眾要的並不是民主的過程。結果，帝國的民眾就在自己不費吹灰之力的情況下獲得了民主政治的結果……」...這是銀河英雄傳說當中的主角楊威利評論帝制與共和的差異，也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