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評論時事總要在風頭過後，大家能夠冷靜下來之後，我才願意開口表達我的態度。在熱頭上，每個人都帶了很大的情緒，說什麼都容易流於意氣之爭，除了逞口之快之外，並沒有什麼助益。這次街頭運動，無論藍綠的朋友總在事情日漸平息之後才敢打電話問我的看法，不過，這次，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我的看法。我給他們講幾個故事，讓他們自己思考。
第一個故事是我姑丈到美國的故事，我的姑丈事業做很大，有一次朋友邀他到美國考察，膽子很大的他，為了在美國行動自由和省錢，決定去換國際駕照，然後在美國租車和朋友跑幾個商展。
因為他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不僅看好地圖而且打聽好動線，因此很順利的跑了幾個商展，直到他到了舊金山，他才決定把車子退租，並打道回府。據他告訴我，那天他開車剛剛過了舊金山大橋，可能因為沒車，加上剛下橋車速有點快，一台哈雷警車就從後面鳴笛追上來，示意他路邊停車。
他依照警察的指示，把車靠邊停好，然後就伸手到胸前西裝口袋拿證件，沒想到剛跨下機車回頭的警察，突然掏槍大喊：「freezing！(不許動)」我姑丈大為緊張，一動也不敢動，警察不僅呼叫支援，還把他拖下車，上了手銬，拉到警察局。直到我姑丈的朋友趕到警局，我姑丈才搞清楚，原來在美國接受警察盤查的時候，雙手要放在方向盤上讓警察看到，因為槍枝在美國很氾濫，加上不久前亞裔幫派才發生火拼，所以我姑丈的動作，被懷疑是要掏槍攻擊警察，才被帶回警局盤查。
回到台灣之後，姑丈很不高興的說：「美國警察真的可以濫權到這樣，還枉稱是人權國家！」所有的親戚也紛紛為姑丈抱不平。後來我念了政治系，我開始了解什麼叫做行政與立法的分權，也了解什麼是法律授權和在法律授權之下的行政裁量權。當然，也明瞭美國警察是在法律授權下的行政裁量，他有沒有過當，是由法院裁量，不是由我們裁判。而這就是三權分立的分工。
第二個故事是我自己的回憶，我記得我第一次被國安單位帶去問話，並不是後來我參加學運才發生的事。那一年我從成功嶺剛剛受完學生訓進入大學念一年級，那一年我的一位長輩邀請我去參加雙十國慶的觀禮，他安排了一個不錯的位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遊行的位置。第一次獲邀這麼近參觀國慶遊行，當然十分興奮，特別起了個大早，穿了一件類似軍用的夾克，帶了頂類似軍隊的軍便帽，一方面遮遮我的大光頭，另一方面擋擋陽光，自認這樣穿得很得體，很符合這樣軍政大典。
帶著識別證，準時一早五點半入場，才發覺到了六點半，觀禮台還零零落落，我來太早了。因為人很少，所以我發現有人一直盯著我看，感覺有點不大對，想說去上廁所，順便看看是不是真的被盯上。沒想到我剛剛步下觀禮台，幾個壯漢就圍著我，一個還很不客氣的扯下我胸前的識別證，拿著手上細細打量。其中一個高個子算是有禮貌的跟我說：「這位先生，請你跟我們來。」我雖然很緊張，但是這麼多個彪形大漢，我想要逃跑應該也不大可能，所以只好乖乖跟著走，上了車，開了沒多久，我猜應該是總統後面的國防部大樓，進了地下室一個房間，陽光從很高的氣窗透進來，他們用燈光照著我的臉讓我睜不開眼睛，之後開始反反覆覆審問我姓名等資料，來這裡的目的。一個人問完，另一個人又坐下來同樣的問題再問一次，中間我只有上過一次廁所，問到大概中午，約有四個小時，才被放出來。
隔了一個禮拜，我的長輩打電話給我，詢問那天有沒有怎樣，我才知道那天我陷入多大的危機之中，原來那天國安單位收到情資，説有退伍軍人團體(應該是老兵吧？)要鬧事，而我穿那樣活像個退伍軍人(但不像老兵吧？)，他們寧願錯抓一百也不願錯放一個，因此我被抓進軍情局。本來我不可能被放出來的，因為那個時候雖然剛解嚴，但是國安單位的權力還是大的不得了。如果不是長輩一直奔走，我不可能在中午以前好好的走出那個單位。那個時候，我終於體會到什麼是政府濫權，也了解什麼是政府暴力的恐怖。雖然後來因為學運被警察抬進警局幾次，但是都沒有那次事後覺得恐怖。
第三，算是我在參與街頭運的時期一些記憶，因為唸政治系，經常接觸反對黨，也對街頭抗爭有了粗淺的認識。每次政治人物站在宣傳車上，其實是最安全的位置，因為鎮暴警察是不會衝上宣傳戰車上抓人的。這也讓政治人物能夠控制群眾，除非警察和政治人物雙方溝通失敗，才會造成衝突，而在示威的過程中，其實雙方的溝通是不會停的。如果看不到宣傳車，反而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這代表有組織性的示威已經變成脫韁野馬，隨時有可能失控。這樣的情況，我也不小心經歷過，刺鼻的摧淚瓦斯，你可能用衣服包住整個頭都沒什麼用；強力的水注，你連站都站不穩。(對了！被民眾圍住的消防車絕不會是鎮暴水車，因為鎮暴水車比較大台，上面有噴槍，顏色也不對，是像晚上圓山衝突那種黃色，駕駛也不是消防人員。我還見識過之前警總擁有的裝甲車，全身銀色鋼鐵，配備五零和三零機槍，殺傷力極強，還好政府都沒用過)
我看這次的衝突當然比起20年前規模算是小很多，不過跟當年很像，只要缺乏組織性的示威遊行，往往都會失控，警方有沒有過當，我不在現場，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依據我的記憶，如果警察有心鎮壓，裝備應該不會這麼不齊全。暴力應該譴責，但是零星衝突和雙方蓄意，應該有很大的差距。不過事前在媒體上情緒煽動的一些政治人物，包含陳前總統、王定宇議員都不在現場，這倒是十分不負責任的作法，即使自發性的抗議，能搞到這麼多人，沒有這些言論鼓舞，應該不會這麼嚴重。
第四個故事則是我參與學運初期的經驗，當時一些學運領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我們只隔了一道木板牆。哪時候學運已然退潮，雖然大學法運動如火如荼，但是和政治人物已然脫鉤，學生對於政治人物避之唯恐不及，領導核心轉成以當時還未從政的學界教授為主，所以像我們這種已經跟著特定委員參與選舉的學生，基本上是不大受到歡迎。因為大家有共識，學生運動是最後的力量，因為學生往往耐力極強，能做持久抗爭，加上民眾的同情，常常會很難收拾，所以不到最後關頭，政治人物也不太願意發動。
尤其那個時候大學法算是學生與教授權益的狹隘主題，政治人物也不是這麼關注，比起總統直選和凍省，這個議題算是小case。這個運動逐漸變成純學生的運動，是因為大學法立法之後，教授治校讓教授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學生開始也把教授視為敵人。
純學生的運動常常會失焦，也會流於個案抗爭，更會變成意氣之爭，往往更難獲得民眾共鳴，甚至最後學生之間也會意見紛歧而分裂。當時我是剛好聽到這群同學在討論要抗爭的議題，他們提了非常多的主題，從課程安排到學分認證、學生自治…。很清楚就是完全紛亂的失焦。我實在聽到凍不了，就過去敲門。
一劈頭還沒自我介紹，我就對這群人說：「你們這樣紛亂的主張，一定不會獲得支持！」因為大家知道我過去多次協助反對黨舉辦活動，加上那個時候我已經大三，又，算是個學長，所以竟然沒有人質疑我的說法，而靜靜的聽我說：「一定要聚焦在一個問題上，單點突破，這樣才能凝聚大家的力量。」這時一個學妹還到了杯水給我喝。「而且議題要大家能關心的，制度面的，譬如反對高學費，就比你們剛剛討論的更能聚焦，而且焦點放在能解決的制度問題上，也才能最好退場的準備，你們不會希望一直搞運動到畢業還不能成功吧？」後來果然整個運動以反對高學費為主軸，也讓當時的教育部長(我忘了是誰)不敢宣佈學費自由化，而維持報部審查制。
我們看看現在的野草莓運動，我們就能發現這樣的問題還是存在，主張針對個案，紛亂而不能聚焦，直到這幾天才重新討論定調在修改集會遊行法。
我也不贊成目前的集會遊行法，畢竟許可制還是會有讓政府剝奪人民的權利的漏洞，有違憲之虞。不過歷經政黨輪替，執政黨都寧願讓這樣的漏洞存在，原因實在讓人懷疑，是政府想要留一手方便棋？還是懷疑台灣公民的自制能力？我想應該兩者都有。
我有一個長期待在美國的朋友告訴我：「美國你隨時可拿個看板去抗議，但是她們規定的很嚴，你只能在公共區域，而且在不妨礙別人行動自由下抗議。」有時候看看電視，美國人示威，就是拿個牌子，在那邊繞圈圈；反觀台灣，我們叫做嗆聲，一定要嗆到才叫示威。，所以街頭衝突不打緊，我們連飛機都能霸占，連別人家裡都能衝進去。
我相信公權力是必須受到限制的，我也不相信政府不會想盡辦法擴張自己的權力。但是民主社會，維持一定的公權力又是必要的，因此把示威的合法細節詳列到法律當中，我想公權力是可以獲得適度伸張。為什麼我說把「合法」細節列入法律當中保障，而不是把「違法」列入當中處罰？因為我相信以台灣人之聰明，任何「違法明文」之外的灰色地帶，一定會變成爭議所在。不如就把合法明列出來，一旦超出合理範圍，大家有就有共識授權警察執行公權力維持社會秩序。
這次衝突，倒底是誰的錯？我的看法是：「這是個民主歷程。」關鍵在於我們學到什麼教訓，未來要怎麼修正我們的民主生活。至於法律的部份就由司法去決定，我不相信這叫司法迫害，而是台灣一定要建立一個公平的裁決者，即使目前有些不完美，但是態度上還是必須維持司法的崇高地位，即使認為警察過當而受傷的民眾，我認為正義也會在司法訴訟中獲得平衡。
